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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的内生载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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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kan015 发表于 2018-7-30 20:35: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的内生载体研究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校传承、政府立法、市场开发等路径效果不理想,其根本原因是无法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保护,要实现这个目标,民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定要提上日程,民间是一个泛集体概念,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载体来承担才能完成这个使命,研究发现民间组织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至关重要的载体。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组织;文化原生态;链条完整;内生载体;

在百度上输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几个字,即可搜索出相关结果约3270000个,在中国期刊网上以篇名、关键词输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以马上分别搜索到相关文章2793篇和9010篇(从1995年至今),可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下足了力气,各地都非常重视,2010年5月27日华西都市报以“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雕塑人为破坏严重”为题痛心疾首地报道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失败;200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罗斌随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到内蒙古督察马头琴制作艺术,当地有一家工厂,采用电脑绘图,并用机器切割木材制作马头琴, 在他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文物”,文物是不能动的,但凡有要发展的欲望,就会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变化,造成“发展性破坏”。“传统马头琴是手工制作的,对其进行保护,不是为了批量生产,而是要保留文化记忆。”贵州侗族萨玛节是一个古老而神圣的节日,为发展旅游业,当地居民曾一度被迫一年之内过了四个萨玛节。四川汶川阿尔羌寨灾后重建中,那些被认为不具有羌族建筑特点的民居,被指令用片石、黄泥在钢筋混凝土的墙面上粘贴涂抹,带上被认为具有羌族典型文化特征的面具。阿尔羌寨的村寨风貌改造是基于汶川县的文化遗产保护――将龙溪沟打造成为“羌人谷”的规划。以经济效果度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行为正在逼迫我们不断反思,“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应该保护什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祈庆富说。藏族唐卡是一种用天然矿物质制作的艺术品,好的唐卡制作时间需要一年左右,售价要10万元甚至20万元以上。现在已有大量靠机器印刷、批量生产的速成品,每幅售价20元左右。假货鱼目混珠,破坏性很大,如果现在的唐卡都变成了速成品,原来的唐卡就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符号性,假货更大的破坏性在于,它将无形的、非物质的传承方式变成了物化的、泛物化的形态,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无疑是一种颠覆性的误读。”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对文化形态的保护,需要保护的是传承人和传承项目(李舫. 非物质文化遗产:警惕打着保护旗号的破坏行为人民日报2011-06-10)。凡此种种从本质上讲使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上出了问题,只注重了它保护的法律构建、制度规制、教育传承、基地建设、遗产地开发等等,在宣传上偏颇于经济利益的鼓吹,在认识上聚焦于它的经济价值和经济收益,在维护上侧重于政府责任。也就是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整个社会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对保护认识过于片面,注重地方、忽视全局;注重物质、忽视精神;注重形式、忽视内涵;注重经济价值、忽视社会价值等造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是提倡保护,其破坏的越是更加剧烈。我们不仅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出发以求在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上出现的根本问题,才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悖论寻求真正的突破。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原生态保护研究综述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只要不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存在环境出发的论述与建言一律属于非原生态的,我们不主张含义延伸式的处理模式,以直接论述主体作为判断依据。
(一)国家法律认可层面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通过法律形式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这部法律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二)学者法律视角的建构
1、强调法律的保护
持这个观点的学者们主要从整体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用法律的强制性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强调具体的程序法或者部门法的作用,以整体立法、执法、传法等为中心的保护模式为中心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式。但是其中又有很大差别,9大主要法律即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法与军事法,只有诉讼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与军事法鲜有涉及。主要①立法过程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动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的酝酿→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的准备(包括起草法案) →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案→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案→表决法案→签署法律→公布法律,立法的过程划分主要是以立法行为本身的运行规律即行为路线为划分依据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路线就是基于一定社会环境和道德原则的行为原因(动机),通过行为手段达到行为结果的有序连贯,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行动依据,众多学者的研究集中在这个领域,李莉(2011)、刘淑娟(2010)、郑延峰(2010)、刘知涛(2010)、韩小兵(2010)、田艳(2010)、罗艺(2010)、郭海霞(2010)、王立武(2009)、景延秋(2010)、张曼(2009)、吴安新(2009)、姚知兵(2009)、刘源(2008)、周超(2008)、刘俊(2008)、高永久(2007)等学者们以法律整体思维基于充分的阐释,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和表述方式略有不同,但在整体式是以法律的立法过程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以把它们归为一类;②立法原则论。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主观符合客观,不能随意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去保护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与注重理论指导相结合,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稳定性、连续性、与适时变动性相结合,总结借鉴与科学预见相结合,形成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保护机制和法律制度,熊英(2010)、王佐龙(2010)、李林启(2010)、张杰(2009)、王培新(2008)、娜仁图雅(2010)等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非常明显地集中于立法原则是为了更好地、因地制宜地保护它;③自然法与制定法(成文法与习惯法)。“典”的风俗不一定形诸文字,但却活生生地存在于民间,它以习俗、角色、交易规则等形式实际上构成了民间土地交易的习惯法,其中就包含着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典”的初步分析使我们看到基于一套完整规则的多边交易结构,在其中亲邻、中人、原业等角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典”之风俗形成的民间习惯法以及官府的成文法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整合在一起,并行不悖,却相互独立,又相互对抗,形成事实上的多元管辖权,这为我们一味提倡法律(正式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除了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框架之外,还要注意习惯法、自然法(当然包括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素),吴汉东(2010)、张邦铺(2009)、唐孝辉(2008)、罗艺(2009)、杨明(2010)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2、部门法论
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深入,以整体法律视野审视保护的过程愈发显得较为笼统,学者们纷纷从部门法具体地、有侧重点地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①知识产法视野。罗澍(2011)、朱祥贵(2010)、余燕(2010)、赵方(2010)、崔艳峰(2010)、陈波(2009)、李赞捧(2009)、蒋亮(2008)、田圣斌(2008)、安雪梅(2007)、冯晓青(2010)等从知识产权法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深入研究,说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路径了更进一步;②著作权法模式。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这个研究视野相对较为细微,研究范畴主要集中于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如,张良华(2010);③生态法模式。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原生态为着眼点来探究的,如,李华(2009);④刑法模式。主要是对传承人的行为提供充分保护,如贾学胜(2008)、吴安新(2010);⑤国际环境法模式。它是调整国际自然环境保护中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当代国际法中的一个新领域,由各国为了保护自然环境而缔结的一系列条约组成,实质上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环境,李国(2008)、李墨丝(2010)等有所研究;⑥民事权模式。主要根据民事权利内容的性质以保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如,韩小兵(2011)。
(二)制度保护
这里指法律以外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①正式制度保护。正式制度是指一些成文的规定,包括国家中央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合同等,包括企事业部门的规则规定,因此正式制度在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与非正式制度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发展。正式制度总是与国家权力或某个组织相联,是指这样一些行为规范,它们以某种明确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并且由行为人所在的组织进行监督和用强制力保证实施,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如,田艳(2010)、汪红飞(2009)、何戍中(2008)、滕晓慧(2008)、刘源(2008)、董占军(2008)、苏喆(2008)、付弘(2008)、陈翔(2008)、王姝平(2008)、汤静(2007)、白京兰(2007)、蒋鸣湄(2009)、刘坤(2009)、牟延林(2009)、陈勤建(2008)、张邦铺(2010);②非正式制度保护。非正式制度是指对人的行为不成文的限制,是与法律等正式制度相对的概念,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既相互依存,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同时,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持续性,而正式制度则又不同。如,谷继建(2009)。
(三)责任主体
责任主体就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需要承担的责任单位、组织或者部门,也包括自然人。有些学者在整个责任主体角度进行论述,如丁永祥(2009)、吴安新(2009)、吕俊彪(2009)等,但是大学数学者就责任主体的单位、部门还是自然人进行了明确论述:①政府部门。强调政府部门的角色是保护非物质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并且它要负责任,克制短视的功利思想,立足“保护” 奉献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公益事业,需要重新审视政府在文化多样性生存和文化精神产品提供方面的公益角色。在关涉民族的公共精神利益的文化事业上,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为了保障每个公民的生存权,需给部分低收入或无收入来源者提供低保补助。对于正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也需要政府给予“文化低保”福利。让每一种文化都有生存的权利,让我们的精神家园更加灿烂,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刘坤(2009)、田敏(2009)、田兆元(2010)等;②(高等)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把(高等)学校作为一个责任主体。2002年10月22日至23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揭开了中国高等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序幕,也标志着中国民族文化整合在大学教育(逐渐扩展到教育各个领域)中开始起步。高校艺术教育真正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当作一个学科建设。如,李莉(2010)、宋梅(2010)、李巍(2009)、郑土有(2008)、洪映红(2008)、安德明(2008);③图书馆、博物馆、属地等责任。它们的主要使命包括“加强文化遗产意识,提高对艺术、科技成就与创新的鉴赏力”“支持口述传统文化”“提供接触各种表演艺术文化展示的机会”,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传播是它们应有的文化自觉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张卫华(2010)、张丽香(2010)、贺铿(2010)、郑颖(2008)、吴效群(2008)、张蔚(2010)、张红英(2009)、高小康(2009)、孙春颖(2009)、何永斌(2009)、文乃斐(2009);④自然人主体(主体是传承人)责任。对传承人来说,在被确认为传承人或团体并享受到国家法律、政策保护包括财政支持的同时,法律也必须确认其担负起保护和传承自己所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即有效地履行保护职责,有义务和责任将其传承给后人,贡献给社会。同时,作为自然人,无论从自身还是子孙后代的文化生存所需都有责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周安平(2010)、叶盛荣(2010)、旷凌龄(2009)、尹凌(2008)、赵纲(2008)、徐辉鸿(2008)等;⑤产业化问题。该观点主张无论是有形文化遗产,还是无形文化遗产,都应该在确保文化遗产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尽可能进入市场,并通过切实可行的市场运作,完成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潜能的开发,并实现文化保护和经济开发的良性循环互动,如王焯(2010)、刘伟(2010)、董文寿(2010)、周丽洁(2010)、冯晓宪(2009)、陈炜(2009)、肖曾艳(2008)、杜芳(2010)、谭宏(2011);⑤综合研究。主要是专著类,它们从多个方面尽力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机制、政府行为、国际合作、组织联合等,展示了一副相对宏大的综合机制,王文章(2006)、乌丙安(2007)、姚朝文(2009)、傅谨(2008)、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2006)、李墨丝(2010)等。
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非原生态保护研究从正式的制度层面、法律层面、地域层面、国际层面等都非常详细和深入,给我们展示了一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巨大“强制性”正式制度画卷,也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借鉴。但是,美中不足的是非物质文化也是一种文化,它自然有自己独特的方面,即软约束的成分是得天独厚的,是其他任何保护对象所不具备的,这就为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敲响了警钟,那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考虑它的生存环境,即原生态。如果失去了它的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多也只是保留了它的一个躯壳,仅仅指望一个躯壳来传承文化,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是笔者不提倡的。所以,在本文研究中非常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生态性,把它放在一切保护行为的首位,绝不可替代;是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没有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生态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让我们浏览一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元生态观点,以求查漏补缺,为它的发展提供新的视野和路径。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研究评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根本衡量标准是根据它对人类社会发展促进作用,如果无原则保护的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结果有可能仅仅是物质主义的经济利益外衣,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我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原则,就是以非正式制度中存在的、能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遥相呼应的、有价值制度作为辨别的标准;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文化鲜活标本传承,衡量其对社会发展促进作用才是合理的,而不是经济因素居首;同时参照上述地域和群体生态的特点,本文用原生态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最适合族群传承型,小范围也适于社会大众型,但条件苛刻。人考虑生存和舒适、奢华的本性能否维持一个非物质文化精髓的博大精深,我们不敢断言,很值得深思的是该如何去做才能较好的保证这类非物质文化的完整性(当然注重本质内涵)。如郑颖捷(2010)、赵纲(2008)、陈勤建(2010)、钟云萍(2009)、蔡建芳(2008)、张建(2010)、兰晓薇(2009)、陈映婕(2008)、张凤琦(2008)、丁永祥(2008)、罗正副(2008)、王霄冰(2007)、李丽丹(2010)、陈志勤(2010)、宣炳善(2009)等学者无论用什么样的词汇表达这个研究范畴,其核心点都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保护为重心。然后,在仔细研读这类观点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所在,即使学者们在强调原生态保护,却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保护原生态,个别学者最后又借助于法律、制度、政府来保持原生态,这似乎又回到了前面论证的观点了,我在拙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正式制度研究》中曾疑惑问阐述道:法律也承认的一个原则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民族习惯、习俗等,既然承认习俗、习惯问题(当然不能反动、违反人性),法律就要在合理、合情的基础上对一些民族的非正式制度保持一点理性克制,譬如,一些擦法律边球的非正式制度,只要它能够保持该族群的和谐发展,我们认为法律可以保持理性克制,没有必要非要通过法律形式给予更改,也许会适得其反。我一贯的观点:法律诞生的一个渊源是为了克服破坏非正式制度而设置的理性分界物,故而,一部分能够用本文化域的非正式制度解决的问题,而又不影响该社会的和谐与正常运转,没有必要非得用正式制度——法律、法规等来规制,否则就破坏了该族群的非正式制度理念,进而动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基。那时还没有发现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问题,通过研究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缺少民间组织(它包括指除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外的社会中介性组织,包括宗族组织、志愿者协会、氏族组织、民间团体等)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高境界是保护它的原生态,其唯一的载体是民间组织(主要是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生组织)。故而,我们不同苟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遗址、街区等是它载体的说法,因为没有了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生组织(社会)上述问题就不存在可以探讨的可能性。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存在的问题
急功近利的社会下,谈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的文化生态、制度生态、经济生态原貌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是也不是没有可能,它需要现代社会的智慧和理性,只有保持了这种族群的经济生态原貌才真正有可能保护其他的两个生态原貌,这又与国家共建共享、适度普惠型社会理念和少数民族政策等有些抵触,在尊重、支持和促进他们经济发展权的基础上能否不按照国家设计路径走跨越式的社会变革,让他们在国家协作下自主走下去,或许他们依照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加入了现代元素后,也许就能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即能保留和发展了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没有违背社会发展原则和经济利益。也就是说在他们发展过程中外力不要介入,除了经济援助的其他任何领域,尤其是非正式制度的生态环境,让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改造自己的非正式制度,进而会对该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质的影响,从发展的观点看也算是保存了该族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原貌,完全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已经荡然无存了。然而不能因为它的变革性就要大力介入,摧毁了该族群非正式制度中的惯例、风俗、民族习惯等,正是这些非正式制度因素才能支撑起该族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和生命力。要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精髓,首先就要研究该族群的非正式制度,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的构成和动力源,所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首要任务就是保护这个族群的非正式制度原貌。
但是现实生活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的保护却存在着四大问题。
(一)保护方式太单一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人们总是讲究制度保护,包括法律制度、规章制度、行政法规、行风行规等方式,而这些全部是正式制度的范畴,它的特点就是强制性、同一性、平等性,带有硬性的这些规定必然不考虑个体的差异或者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类特殊的以柔性为主体特征的事物,在百度中输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保护”立刻找到相关结果约2410000个相关结果,足以说明人们在认识非物质文化有遗产的保护时非常注重制度保护的形式,或者说过于注重制度保护,造成了目前对它的保护言必提制度,好想离开了制度二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不存在一样,吴祚来老师在其《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方法》一文中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举了8大保护方式,即活化石保护方式、博物馆保护方式、家庭传承方式、学校教育方式、旅游与开发的方式、整体人文生态保护方式、数字化与网络保护方式、其它可保护方式。从微观的层面上看保护方式多元化,非常让人惊喜,但事实是这8大保护方式一旦归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那么活化石保护方式和家庭传承方式可以是非正式制度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吴老师的保护方式中有6个属于正式制度的范畴,所占比例高达75%,它恰恰代表了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动向,即制度性保护方式远远优于其他保护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压根儿就不是产业问题,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就不能用强制性的制度进行规制,鉴于它的特殊性,在制度庇护的前提下最应注重它的柔性保护、内生保护和载体保护。
(二)方向把握不准确
方向把握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分类指导、市场开发还是“养在闺阁”的情况,“旅游与开发的方式是最为地方政府与市场欢迎的一种保护方式,这种方式是无可指责的,要指责的是滥用了这种方式,将民族民间的艺术变成了‘妖术’,根本原因是地方开发者急功近利,惟利是图,不顾艺术规律,不讲市场法则,将怪力乱神视同民间文化糊弄游客,甚至用封建迷信来巧取钱财。这是地方政府与开发者的素质问题,也是文化眼光不长远所致,不是一日可以改变的现象。怎样把优秀的民间经典展览展示给游人是提高当地文化影响力的关键”[1]。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者最痛心的是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旅游与开发的方式之下,纯粹为了经济利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权进行争夺,譬如浙江省龙游县申请的“龙游宣纸”与宣城市的宣纸制作技艺之争;宁夏、甘肃的针灸宗师皇甫谧之争;苏州又提出了端午节“伍子胥起源说”与传统的“屈原说”;从炎帝到老子、孙子;从司马迁、董仲舒到王安石、袁崇焕的地域之争,从省际、市际发展到县际甚至是乡际之争等无不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出现了很大问题。这当中有两个层面的问题[2]:①国家最高行政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把握不准确甚至是摆动的。如由于浙江一个消费者投诉王老吉导致胃溃疡,王老吉凉茶里的夏枯草等成分被卫生部认定不在允许添加食用中药材的名单之列。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粤食协)几次公开“喊冤后”,卫生部最后又公开澄清“王老吉食用安全”;②地方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把握是纯粹的商业利益。甚至当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大部分是会以地方利益为重的,甚至出现了该保护的不保护(如传承人保护),不该保护的拼命保护(如端午节之争,端午节应该保护,但端午节的起源地不该拼命保护),一切皆为了商业利益,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不利的。
(三)生态环境功利化
生态环境指影响人类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1]。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应该是指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这些外界条件,不是孤立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作用,而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综合地起着作用的。所以,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要优化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所有外界条件,以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总体说来应该包括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环境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各种文化因素,主要是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等的诸多具体文化表现形式和聚居空间。文化环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失去了这个土壤,将会失去生命的源泉。贵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保护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3]。非物质文化遗产打着保护的旗号对其载体大肆进行现代化开发,其承载形式已经大部分异化为粗制滥造的现代工艺的傀儡,从本质上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态,也就改变了它的生态环境,进而破坏了其本质存在,失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质内容。这个言论是不是过于研究,可以拿没有被开发和已经开发的类似的两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对比,尤其是偏安一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都市附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者的差别是根本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原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本源的生活状态所产生的文化魅力,其要素包括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生存物质、熟人社会、生存氛围等等,当我们用现代化的手段开发、包装、打造之后还有多少是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不言自明,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文化环境被保护(实质上是被开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概率上超过50%的构成要素被人为改变为现代社会的生存要素,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本源,追根溯源地看是因为我们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功利化的姿态破坏了它两个方面的生态环境,这个趋势在将来一定会被制止或者被扭转,都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没有前途的,越保护越乱。
(四)载体认同不明确
该问题是笔者思考最多的,也是笔者最新的研究发现,同时也解决了近几年一直思考的问题,那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载体是什么?是自然环境、文化环境还是物质载体、工艺流程等,谁是关键环节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里有没有一个内生载体能够承载全部的生存要素,使它既能按其固有态势发展又能不被功利化地形式化。对此,学者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学者认为是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如祝玮(2009)、袁力(2009)、谢念(2009);②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或者利益关联者载体,郑一民(2008)、朝克图(2007)、苑利(2007)、海铃(2007)、杨旭东(2008)、祁庆富(2006)、史江洪(2007)等;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载体,包括传承人、文献载体、空间载体、产业化载体等,如梁溪清(2007)、吴平(2008)等,似乎载体很多,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说明了在研究中存在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并在每种研究是以宏观的角度来探讨载体问题,至于最核心(设置可以叫做唯一的)的载体是什么,只有它才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起关键作用,它应该具有以下特征:①内生性。即生长于该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内部,不是来自于外部,这样它对内部生态极为熟悉,本身行为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因;②熟人性。它生长在熟人社会中,熟悉本文化的一切生存要素,且有着维护和发展该文化的内生性意愿;③软约束性。它能利用本身的生存环境,能够利用习惯法等方式对本文化范畴内的行为具有强制性,优势超越法律的效力,而且本文化阈内的要素都认可和遵循这种约束。跟着这些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载体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不是社团、自愿者协会、民间商会等具有外生性的组织,而是类似于氏族、宗族、族群、组长制等,这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被经济化、功利化、市场化的唯一出路和唯一载体,其他的载体都是生态化保护的伪载体。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效率低的原因分析
无论是制度保护还是生态保护如果是无限制延伸其内涵,都有原生态保护的意味,直接以生态论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更接近我们渴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状态,但其效率并不高,间接的保护形式效率可想而知。导致其效率低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需要认真思考、深刻反思、大力整改。
(一)认知狭隘
一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首先跳入脑海的是旅游开发,没有多少人第一反应是文化传承、文化继承、文化发展与文化教育等问题,也没有多少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是生活方式的欣赏与多元化,基本上是用市场的眼光打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其中有三个层次:①政府认知。政府作为地方发展的第一责任主体,考虑市场因素是应该的,尽管它们不加区分地“眉毛胡子一把抓”,它们一心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成精品旅游胜景,尽量多地招揽游客,增强本地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名声。地方政府如此观点可以理解,因为政绩考核的唯GDP方式让他们有意无意地沿着这个路径前进,着眼于地方利益的文化遗产争夺战,是狭隘的礼仪诉求,绝非文化创新,对文化传承有百害而无一利!②民众理解。在民众眼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赚钱的机器,靠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招牌可以为自己赚得盆满钵溢;还有一部分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知道、不理解、不关心,导致本生存环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却熟视无睹的现象;第三类是与自己的利益(他们考虑不到文化生态的影响)毫无关联,即使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也对眼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漠不关心,这些都与社会宣传和民众教育有关;③学者研究。这是最值得鞭笞的一个群体,因为在众多学者的研究和宣传当中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经济利益挂钩,造成了民众、政府、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就是市场化行为,能带来收益的一个美好事物,相当一部分学者不在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固有形式的背后往往都蕴藏着丰富精神内涵的文化传承的基础。学者们讲求文化创新就是在不断继承、扬弃和发展当中增强这种文化精神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不断地在市场中进行“生产性保护”、“开发性保护”,靠往粽子或月饼里加鲍鱼、鱼翅来招揽顾客以致所谓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结论,造成了社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扭曲现象越来越严重。尽管有些学者在呼吁有些可以进入市场、有些要远离市场,然而固有的狭隘认知并没有被改变,功利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越演越烈,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越保护消失得越快。
(二)理论误导
所有宣传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体、广播、电视、网络、杂志、个人凡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旅游行当,即将遗产作为摇钱树一对待,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功利化、廉价化、随意化的都是一种理论误导。催促了一批为了达到牟利目的而极不负责任地把文化资源破坏掉的政府行为、团体行为和个体行为。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的林秋朔写给中央领导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说:“旅游市场对民间艺术遗产庸俗化的廉价开发,对社会造成文化误导和原生态破坏。”“剪纸、皮影、摊仪表演之类的非物质文化,是传统流传下来的活在民间的文化传统,可是我们一些地方把它们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呼声中,把非物质文化搞成一种纯粹的展示,把活态的文化变成死寂的文化,把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等闲视之,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导致非物质遗产的迅速消亡。”[4]在媒体等传媒的鼓吹下“江西流坑村,把用来祈祷、祭祀的摊戏搬上舞台,还有省里的播音员前来报幕,本在田间地头表演的环县道情皮影业余班组在当地政府策划下居然计划修建一个大剧场,并由此向文化部申请拨款。‘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成了一种生财之道”的游戏,“实际上是等于把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撕成碎片”“是在打着保护的旗子进行最后一次彻底的文化破坏”[5]。这要归咎于传媒的不良影响和研究者的学术深度甚至学术道德问题,先入为主式的理念深入到一定群体当中再想扭转,比不被灌输之前要难上加难,尤其是理论的误导会贻害终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恰恰发生了、正在发生着和即将发生这种悲剧,除非重新评估并扭转这类宣传,即便如此还有经历相当长的阵痛。
(三)利益驱动
利益驱动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所以它的作用最大,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一些地方政府把劲儿都使到申报前,一旦申遗成功,得到国家相关部门认定后,地方政府的政绩完成了,就又是庆祝会,又是文化节的,具体的保护工作却被扔到一边。这种做法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指出,重申报、轻保护,甚至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的现象,如今在全国普遍存在。许多地方申遗成功后,将其视为广告招牌,专注于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金量,而非保护。乌丙安老先生曽痛陈这种弊端:“现在有些地方的泼水节天天泼,来一拨泼一拨,这么干挣钱,还有什么文化保护的意义。比如,拿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这个,打造那个,现在张飞故里在争,赵云故里在争,孙悟空‘故里’也在争,孟姜女哭倒的长城还在争……这些做法让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威胁。”[6]其实,部分专家们的斥责也只是利益驱动的一个主体,另外还有两翼:①利益团体。受利益驱动的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着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利益集团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破坏性开发的推手,有时候违背地方政府的政策,抑或力促地方政府开发本不应该开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利益团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时会超过地方政府的破坏程度;②利益关联者。这里主要指的是个体,尤其是部分研究人员,“想把‘精神家园’打造成‘GDP家园’,发展成‘金钱乐园’,成天忽悠‘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是既不懂得什么是经济的无稽之谈,也是不明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真谛的无知之论”(祁庆富语,2011)。这部分人与地方政府或者利益集团勾结,争取个人的小私利,牺牲社会公共利益,大肆鼓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美好未来,导致了社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朝着越来越坏的方向发展。
(四)制度偏差
所谓制度偏差是指整个社会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分不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层次、找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律、抓不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脉络,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了高层鼓励的制度设计,等到该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开发的面目全非的时候发现这是一条错误路径,马上更改制度,比如王老吉事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名录制度起步虽晚,可认定录入步伐飞快,体现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保护重视。然而‘紧行无好步’弊端也显现,不少地方为了套取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保护资金和折腾形象工程,起个名字就申遗,钻了国家申遗制度监管漏洞,致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名录鱼龙混杂。有些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摇身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即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申报成功就打入‘冷宫’,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某些地方图谋不轨、套取资金的工具”[7]。很明显,制度存在偏差或者漏洞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陷入了更为不利的境地,问题所在是制度建设单一,配套制度不健全到这这个问题越演越烈,如何矫正制度偏差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
(五)生态脆弱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时没有考虑其生态状况,不管三七二十一上马保护,原本可以延缓灭绝的却即刻消失,症结出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上,因为其生态的脆弱特征,不能迅速保护或者开发,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一些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歌舞、戏曲,被迫打破了传统的要求和限制,进行了过多的改造和包装,完全用“演”的方式来展示民族文化,逐渐被庸俗化和商品化。更有甚者将一些时间、空间跨度极大的各种民俗歌舞、戏曲、服饰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仿建为一个庞杂的“伪民俗村寨”供游客娱乐,完全波坏了其生态意境,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也已死亡,根源在于“有些地方主观臆断,提出所谓‘抓大放小,保护重点’,看似有理,其实是一种实用主义,它可能给本来就已经十分脆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再次打击。如陕北一个农村里保存下来的民俗文化:面花、剪纸、年画、信天游、民间故事等,都是在某些人的导演下教给当地农民后再推向社会的。……在一些地区,还没有有效遏制非物质文化遗产遭非法交易以及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破坏。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许多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亡或失传。在非物质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加快消失”[8]。
五、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
对于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认定一个载体
这是首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做前提,后边的路径、措施、行为将失去意义。它指所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要素都要认可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生载体作为其唯一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的载体,没有其二,即由宗族氏族 家族 氏族和类似它们的组织构成,对本文化阈有着天然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约束力,这比单纯地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要更复杂,也更有效。因为传承人只是该文化阈内的一个典型文化符合代表,对阈内的要素和人的行为不一定具备软约束力,如果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生载体,在该载体所在的文化阈或者载体内部就能产生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继承人,甚至“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为此,①把法律认定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移位至认定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的内生载体上,把传承人的各项权利上移至内生载体上,有其载体内部组织分配、保障和应尽义务;②财政支持。调整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针对传承人的财政支持幅度,1万元的个人扶持款额度太小,又不能形成合力;故要大幅提高财政扶持力度,而扶持的对象是内生载体,不是个人,由其在载体在法律框架(可以表现为习惯法,只要与现行法律冲突不明显)内行使其权利,按照其在体内部程序运转,政府、社会团体等不干预其内部事务;③法律触角。法律也承认的一个原则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民族习惯、习俗等,既然承认习俗、习惯问题(当然不能反动、违反人性),法律就要在合理、合情的基础上对一些民族的非正式制度保持一点理性克制,譬如,一些擦法律边球的非正式制度,只要它能够保持该族群的和谐发展,我们认为法律可以保持理性克制,没有必要非要通过法律形式给予更改,也许会适得其反。我一贯的观点:法律诞生的一个渊源是为了克服破坏非正式制度而设置的理性分界物,故而,一部分能够用本文化域的非正式制度解决的问题,而又不影响该社会的和谐与正常运转,没有必要非得用正式制度——法律、法规等来规制,否则就破坏了该族群的非正式制度理念。
(二)建立二大路径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施路径问题,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详细的阐释,研究发现他们是从微观的角度探究如何实施的具体措施。包括部门法保护、传承人保护、国际合作等,本文讲求的是生态保护的内在问题,所以只有两大路径来阐释路径的构建。①制度保障先行。前面在论述制度时曾提出反对性意见,对制度的强制性颇有微词,为什么在这个又要专门论述制度保障问题呢?岂不是自相矛盾?事实上我们对纯粹依靠制度的强制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很有看法的,但并不否认制度保障的重要性,没有制度保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现在为什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因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越来越少,或者不经意间被毁灭,其实就是制度保障不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提供了一个初步范本,还远远不够,法律制度保障要先行,设施保障制度紧跟从,资金保障措施需到位,服务保障政策看执行。在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和其内生载体权利的基础上,把基本的制度保障坐在一切工作的前头,形成有制可依、有制必依、执制必严的保障框架,这是先决条件;②载体诉求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生载体在它的保护中起到无以伦比的作用,这个作用是用目前的理论无法解决问题,只有内生载体可以做到“因为大家彼此熟悉而自然而然发生信用及规矩,没有谁会(或敢)越出这种信用及规矩,否则他会受到大家(熟人们)强有力的惩罚”(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P43)。若该载体对本群体的软约束作为不考虑本族利益或有损本族利益,熟人们便会在其背后指指点点,道路皆以白眼视之,且渐次疏远之。体制内的载体便会感到空前的孤立,而其软约束作为往往难有所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熟人社会的舆论监督与反制约是卓有成效的。通过重建宗祠、重修族谱、维修祖坟、宗族联宗活动、宗族娱乐等宗族活动构建文化阈内的认同感(其中往往保护着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生载体(有时是宗族、族群、酋长制等)日益成为村庄社会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9]。而要把这种力量(前提是基本合法)对本文化阈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诉求优先考虑,把他们排在第一位,这样才能够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破坏性开发,至于内生载体的内部结构外界不便干预,应按照其习惯行使惯例即可。
(三)实施三项措施
既然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阈内的内生载体如此强大的权力,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探索新的路径,在此基础上①承认合法载体。要把内生载体合法化,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先行规制,充分考虑内生载体的长处和劣势,发挥其长、力戒其短,让其充分展示自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作用。因为目前的环境下对这类载体的合法性并不明确,某些事件上还要认定其不合法,导致了我们研究的视野和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路径、方式和载体是有限的;②惩戒乱采乱伐。当赋予内生载体各项权力之时,也要明确其责任和义务,对外界的乱采乱伐的惩戒毫无疑问。而对于内生载体的责任和义务也要包含该项内容,既要它们对外界的不良行为(包括地方政府)进行规制,又要保证自身行为不会危害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便是自身拥有的,这是义务,无可推卸,事前要通过相关游戏规则,包含追究内生载体成员的责任,要具体的人;③收缴地方自主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力或者破坏性保护的又一大原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和保护的自主权过于下放,应该下放至省一级,不能再次下沉,由省级统一规划、统一管理,责权利明确,防止行政触角到达不了的基层出现随意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有人会担心这个措施会导致无人保护的困境,事实上在政绩考核、利益分成、权力制衡、民众需求等方面设计合理、得当的话是可以避免的。
(四)采取四点行动
收缴了地方自主权后就要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分配和利益分成问题。所以,第一点行动便是一收一支,即严格区分可开发资助项目和不可开发的资助项目,可开发的项目开发方向只能由省级政府把握,开发和经营由上下级政府、利益集团、利益关联者和内生载体(它的权重应该更高)共同参与,利益分成合理分配,“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入市场并进行商业化经营,关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自身。只要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原来走市场的继续走市场,原来不曾走过市场的尽量不要走市场,而介乎于两者之间者在进入市场时如果能谨慎从事,通常都不会出现太大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化开发确有矛盾的一面,但只要将‘锞护’与‘开发’工作分开来做,就很容易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双赢。可以说,‘别实施’是化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矛盾的有效手段”[10];②古镇模式。开发采取什么模式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中古镇模式比较合适。所谓的古镇模式是指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要以古镇为中心,探索出一整套能够实现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产业优势转化的路径,然后进行推广,形成模式和规律,既要保存古镇的文化生态又要实现古朴民风、商业节制、商品真特、克服雷同,否则又会沦为一种破坏性开发的怪圈,失去发展的机遇。为此需要借鉴国内外各种古镇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他们内部内生载体的作用,以求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迈上新台阶。③一村(镇)一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生存环境比较小的情况实行一(数)村一品,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地保护。对于生存环境地域范围比较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实行一镇一品的保护模式,这样可以通过一村或者一镇的方式保护一种模式相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就容易探索和易于保护,也能形成独具地方魅力的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簇。④统筹开发。强调统筹开发: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杂乱、无度,方向不统一、不规范,竞争、有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尚未建立,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常发展。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发育还不够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和要素市场的发展就更为滞后,例如,载体发展、资金市场、设施市场、人才劳务市场、中介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急需建设和发展。这种状况无疑限制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发展。这都需要政府在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进行统筹开发,不是简单的文件指导,把握方向、坚持原则、开发力度甚至开发模式上要做到有的放矢;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建设滞后。 2011年6月1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强烈的破坏之后才出台的,远远滞后于其破坏的步伐,并且没有配套的相关法规,只能祈求于政府的统筹开发、行政控制了。
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的一个大胆展望
上述探索为我们展示了一副宏美画卷,各种桃花源记式的景象呈现给世人,每到一村或者一镇就有不一样的文化气息,且是他们原生态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包装和矫揉造作,怡然自乐地享受着祖祖辈辈留给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总而言之,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保护一片乱象的背景下要保护它的原生态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在众多探索中本文坚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内生载体的模式来保护和主导式发展本文化阈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其他的模式。
主要参考文献
[1]吴祚来.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方法[Z].http://vip.bokee.com,2006-02-27
[2]李培王.老吉背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争夺战专家清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中的误区[Z].南方日报,2009年05月24日
[3]周必素,陈黔.珍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保护探索[J].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3):45
[4]林秋朔.抢救我国非物质文化渍产建言[J].民间文化论坛,2004(5):82
[5]夏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东方主义[J].西藏大学学报,2007(2):62
[6]周玮.专家批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物化”“GDP化”倾向[Z].新华网,2010-08-22
[7]童克震.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退出制度宜早不宜迟[N].扬子晚报,2011-02-28
[8]钱屿.警惕“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变成“毁灭潮”[N].检察风云,2007-12-04
[9]佚名.宗族与村庄治理关系的研究[Z].www.51zongjie.com,2010-05-07
[10]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与商业化经营[J].河南社会科学.200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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