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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起诉原则(社会干预)的法理及实践意义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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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kan006 发表于 2018-7-30 19:04: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问题的提起――代引言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此项规定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下称“试行民事诉讼法”)第13条的全般沿用,它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通常被称作支持起诉原则。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法系意识上考察,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支持起诉原则,是对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民事诉讼法奉行的社会干预主义(指导思想)的借鉴及本土化,亦即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干预主义诉讼规则(原则)。然而出于社会转型、苏联解体以及其他诸般原因,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释义书、教科书等,几乎都开始对支持起诉原则的法理依据持缄默态度,其立法宗旨及意义也随之变得“飘渺”起来。此种避谈支持起诉原则法理基础的消极做法,如今已为我们正确认识和适用该原则带来诸多贻害。例如,一些学者以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5条为依据,主张建设人民检察院的支持起诉制度;甚至检察部门也以该条为依据开展起了支持起诉业务。毋须讳言,以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5条为依据推奉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的观点,在法理上可谓“张冠李戴”,因为这种观点既混淆了国家干预和社会干预在法理上的区别,也误读了立法者的立法宗旨。再例如,由于《试行民事诉讼法》的起草者们囿于历史背景所限,没有明确规定支持起诉原则的具体实施办法,加之社会转型期间对于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的偏重,以致当下学界已不“习惯”甚至拒绝运用社会干预法理讨论如何利用民事诉讼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的问题,或以社会干预法理为相关制度之建立健全的理论支撑。
尽管社会干预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事诉讼的特质之一,支持起诉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社会干预主义的具体化和本土化,但是自《试行民事诉讼法》确定该原则至今,学界对之研究成果却十分有限,数量上远远落于对民事诉讼其他问题的专研。这里以为,造成此种现况的原因出自多头,其中,立法过于原则而不具可操作性,随社会转型而来的民事诉讼理念上的转化,因比较法不发达而缺乏对苏联法尤其是当下俄罗斯民事诉讼法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可谓主要原因是也。笔者根据手头掌握的文献资料发现,目前,我国学界有关支持起原则的研究成果,除教材、讲座、词典类书著所包括的内容外,就专论而言,若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其中代表性论文如下:陈彬、覃东明合著的《关于建立我国支持起诉制度的构想》(政法学刊,1986年第3期。下称“陈/覃文”);何文燕教授的《调解和支持起诉两项民诉法基本原则应否定》(法学,1997年第4期。下称“何文”);陈文曲、伍贤华合著的《略论支持起诉原则的缺陷与出路》(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版],2002年第4期。下称“陈/伍文”);蒋集跃、梁玉超合著的《存在未必合理——支持起诉原则的反思》(政法与法律,2005年第5期。下称“蒋/梁文”)等。在上指论文中,除“陈/覃文”主张应当完善及发展支持起诉原则外,其余各文都在不同程度对支持起诉原则表示了否定态度,本文将在后文中以上指论文为基本评述学界对支持起诉原则的态度。另外,刘家兴先生的《民事诉讼中的“社会干预人”》(法学研究,1981年第4期),以及刘涌先生针对该文撰写的《也谈民事诉讼中的“社会干预人”――与刘家兴同志商榷》(法学研究,1982年第1期),虽然都是发表于《试行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的论述,但其中有关民事诉讼中社会干预主义尤其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否设立社会干预人制度的讨论,对于我们今天深入了解现行法上支持起诉原则之成因,以及我国与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于此方面立法上之异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佑启意义。
温故而知新。上述论文盖因写作目的所限,或者参考文献、立法资料难以收集等原因,在有关苏联民事诉讼法上社会干预主义及制度设计的介绍及解读方面,以及有关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社会干预主义及制度设计的立法经纬之介绍方面,都为写作本文留下了相当空间。如是,本文将运用笔者倡导的法系意识论之研究方法,阐述苏联法上社会干预主义的法理及制度设计,以及社会干预主义之本土化的支持起诉原则之立法经纬。
学界周知,苏联法及其法理对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制及其法理的生成有过深切影响,支持起诉原则仅是其中代表例之一。因此,苏联法及其法理究竟采用何种途径、方式以及于何种程度上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及其法理施以影响之实事,该当我们解读和研究民事诉讼相关制度及其法理时必备之意识。否则,置历史积淀于不顾,就会发生类似于将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5条认作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的法理依据及制度权源的的现象。为此,本文第一部分是梳理和解读苏联民事诉讼法上社会干预主义的法理及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第二部分阐述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社会干预主义的立法经纬及内容。据此,寄望为后来者的相关研究提供许些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及线索,这也是本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写作意义所在。本文第三部分在综述我国学者对支持起诉原则的态度基础上,结合现实国情之需,就社会干预主义及支持起诉原则“脱苏联法理化”的必要性进行初步论述,同时还从立法论角度,就社会干预主义及支持起诉原则的未来发展和功能上的新的可能性作一探研。需要指出,本文第三部分有关社会管理参与权与社会干预主义的关系以及相关诉讼制度之建设的立法论研究,因篇幅所限,只能驻足于“只提出观点但不展开论述”之程度,其更为深入的论述将另文发表。不仅如此,本文中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民事诉讼中社会干预主义的相关概念、法理、制度设计之内容,凡我国学者已有充分解读及阐述的,也不重复赘述,仅限于本文写作目的之最低必要限度内引用。

一、苏联民事诉讼法上的社会干预
(一)社会干预之立法经纬
国家对民事诉讼实行干预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事诉讼的固有特质,作为其具体体现,就是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国家干预和社会干预。民事诉讼的国家干预是指法院和检察院依职权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干预。就法院而言,其主要体现是在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方面不受当事人的处分权和辩论权之约束;就检察院而言,是指检察院依据法定的检察监督职能(прокурорский надзор,我国法律将之译为“法律监督”)提起或者参与民事诉讼。与此相对,民事诉讼的社会干预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等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及权益,依据法律规定提起或者参与民事诉讼。虽然各社会主义国家民事诉讼在这两种干预的具体制度设计上有所不同,但法理依据同源,即都是由来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法性质的著名论断:“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质的东西。……(中略)。因此必须:对‘私法’关系更广泛地运用国家干预;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契约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的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句中的黑体字及着重点均为原文所有)。列宁的这一著名论断出自1922年2月22日写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件《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它集中体现了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针对苏俄司法机关的工作任务所提出的总体要求,旨在强调苏俄在新经济政策下容许的资本主义不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应当将一切涉及经济领域的法律以及“私法”都划归于公法范畴,要求国家及法院必须对这个意义上的“私法”进行干预,以及将革命的法律意识贯彻到民事法律关系之中。
列宁的上述著名论断,对于苏俄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开展的大规模立法活动于指导思想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苏维埃政权在始建之时,曾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令以废除旧法制和建立新型的革命法制。但是因时局变化,1921年3月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是对苏俄此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反动,其目的是为了化解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实质上是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经济,通过改善和巩固工农联盟,将苏俄由一个小农占优势的新生国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新经济政策下,民事流转关系得到了迅速扩大和发展,而为了适应这一经济体制转型与时代发展之需要,苏俄在总结此前革命法制的经验以及充分汲取列宁上述法律思想的基础上,开展了包括经济立法在内的大规模立法活动,并于1923年制定了世界上首部体现社会主义特质的民事诉讼法典――《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Гражданско –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ый кодекс РСФСР,下称“苏俄民事诉讼法典”)。这部法典因在整体上体现着国家对民事诉讼的干预主义思想,从而与推奉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事诉讼立法在特质上泾渭分明。1923年《苏俄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诸多体现国家干预色彩的条文,例如法院为了贯彻客观真实原则,可以依据“审理时发现之情事,超过原告请求数额之范围而为判决。”检察官为了维护国家和劳动群众之利益,“得提起诉讼,及于诉讼程序任何时期,参加任何案件为当事人。”不过,该法典中涉及社会干预的规定却甚少,并且也未对社会干预和国家干预的条款加以明确区分。例如,该法典第2条之一规定:“要求父母抚养子女之案件,法院得因父母、监护人、民事登记处职员之告诉,以及依职权、或检察官、保护母性及儿童机构职员、孤儿院职员、或职业团体职员之告诉,而开始诉讼程序。”按照此条规定,对于涉及子女抚养问题的案件,为了保护子女的合法权利及利益,不仅检察官可以提起诉讼,而且对于未成年人负有保护职责的机关之工作人员,也可以依职权提起诉讼。从法理上分析,此条前半段有关检察官提出民事诉讼的规定,在性质上属于国家干预;而后半段有关法定机关公职人员提出民事诉讼的规定,则属于社会干预。
通过查阅汉译苏联民事诉讼法教科书发现,在1961年12月《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纲要》(Основы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суд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оюза ССР и союз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下称“民事诉讼纲要”)出台之前,以及在1964年苏俄依据该《纲要》对1923年《苏俄民事诉讼法典》进行全面修订之前,苏联民事诉讼法教科书中不曾写有社会干预的专章,而只写有贯彻国家干预的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之专章。换言之,苏联民事诉讼教科书将国家干预与社会干预明确区分专章加以阐释的做法,大致始于1961年《民事诉讼纲要》颁布之后。那么,这其中的原因及理由又是什么呢?这里以为,由于苏联是以制定《民事诉讼纲要》为契机才正式开始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了国家干预和社会干预的条款,与此相应,所以苏联民事诉讼教科书也正是从这一时期才开始对两种干预各设专章加以阐释的。如是,这里又将提出一个问题,《民事诉讼纲要》为何要对国家干预和社会干预的规定加以明确区别呢?对此,笔者从现有的汉译苏联法文献中尚未查找到确定说法,不过却通过查阅日译苏联法文献发现如下线索。
在《民事诉讼纲要》颁布之后,1962年1月,时任苏联最高法院民事庭庭长的柏尔金先生在苏联时期最具权威的法学期刊《苏维埃国家与法》上,就《民事诉讼法纲要》的立法过程和宗旨发表了题为《关于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纲要》的专论。柏氏在该文中就《民事诉讼纲要》明确规定社会干预制度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指出:在《民事诉讼纲要》出台之前,各加盟共和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对于确立社会主义法制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苏联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十分有必要对包括民事诉讼在内的各个领域的立法进行根本性改革与完善,而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劳动组织和社会团体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及权益可以提起或者参与民事诉讼,也正是为了贯彻落实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苏共新党章所提出的要求。根据柏文提供的上述线索,这里得到如下启示:苏联在《民事诉讼纲要》中明确规定社会干预制度的立法宗旨是为了贯彻落实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苏共新党章的指导思想及精神。但是,柏文中没有就社会干预立法究竟是对上述两个文件中的何个具体指导思想及精神的贯彻落实作出详细交待。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笔者特地查阅了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苏共新党章等文献,这里试作解读如下。苏共在1961年10月召开的第22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苏联共产党纲领》,同时还在大会决议中提出,苏联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的完全和最终胜利,现在开始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于此背景下,苏联为了适应“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需要,开始着手对“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和最终胜利”之前的法律进行全面修改与完善,而《民事诉讼法纲要》也正是为了回应这一时代要求而出台的全苏民事诉讼基本法,亦即对各加盟共和国民事诉讼立法具有指导意义的“母法”。就民事诉讼中的社会干预立法而言,由于苏共在这次大会决议中指出,要充分加强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保障全体公民积极参加国家管理,因此,为了落实决议的这一精神,苏联在《民事诉讼纲要》第6条(三)项中规定,法院应当根据社会干预人的起诉开始民事诉讼程序,即对于“法律规定可以为了维护他人的权利及利益向法院提出申请的情形,基于国家管理机关、工会、国家事业单位、企业、集体农庄以及其他合作社组织与社会团体或个别公民的申请”;同时还以第30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国家管理机关、工会、国家事业单位、企业、集体农庄以及其他合作社组织与社会团体或个别公民,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法律所保障的利益,可以提起诉讼。”亦即通过上述两条明确规定了社会干预原则及制度。需要指出,《民事诉讼纲要》第6条(三)项和第30条在行文上似乎没有区别,但两者的立法目的却各有所指。第6条的立法宗旨在于贯彻处分原则,确切地说,是旨在贯彻社会主义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亦即法院必须依据当事人以及起诉人(包括检察院、社会干预人)的起诉才可以开始诉讼程序;而第30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确定民事诉讼中社会干预人的适格条件及范围。综上所述,这里以为,《民事诉讼纲要》明确规定社会干预原则及制度的立法宗旨,是为了贯彻落实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决议以及苏共新党章所提出的加强社会监督,保障全体公民积极参加国家管理的指导思想及精神。
如上所述,在苏联法律体系中,《民事诉讼纲要》对于各加盟共和国民事诉讼立法具有“Основы”(俄文意为“原理”、原则、基本理论”,汉译为“纲要”)的效力及意义。按照《苏联关于批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诉讼纲要的法律》(1961年12月8日)之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民事诉讼立法必须符合《民事诉讼纲要》的精神。因此,苏俄按照《民事诉讼纲要》的要求对1923年《苏俄民事诉讼法典》进行了相应修改,并于1964年颁布实施了新的《苏俄民事诉讼法典》。同时,该法典还仿效《民事诉讼纲要》的做法,也就社会干预原则和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对此,苏联学者卡里斯特拉特巴在《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1964年8月号上发表了专论《关于俄罗斯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这里撮述如下:《苏俄民事诉讼法典》是对《民事诉讼纲要》的发展和具体化,它以贯彻职权干预思想为基本原则,其特色在于,不仅依据法院、检察院等职权的直接领导者的主动权,还依据一定范围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甚至是公民个人的主动权,以实现对主观性民事权利的保护;作为《民事诉讼纲要》第6条、第30条的具体化,《苏俄民事诉讼法》第4条和第42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公民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以及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可以向法院申请开始诉讼以及参与诉讼,并且在诉讼中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
苏俄在1964年《苏俄民事诉讼法典》修改中,为了遵从《民事诉讼纲要》的精神,以第4条(三)项规定:“按照法律能够请求法院保护他人权利和利益的国家管理机关、工会、国家机关(учреждения)、企业、集体农庄和其他合作社组织与社会团体或个别公民的请求。”同时还以第42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国家管理机关、工会、国家机关(учреждения)、企业、集体农庄和其他合作社组织与社会团体或个别公民,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法律所保障的利益,可以提起诉讼。不能因为上述机关和公民放弃他们所提起的诉讼而剥夺该诉讼所保护的人要求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权利。”如果将《苏俄民事诉讼法》第4条、第42条与《民事诉讼纲要》第6条(三)项、第30条进行对比便可得知,前者是对后者立法宗旨和表述的照抄,只是前者在第42条后半段中增加了《民事诉讼纲要》所没有规定的内容,即“不能因为上述机关和公民放弃他们所提起的诉讼而剥夺该诉讼所保护的人要求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的权利。”
(二)社会干预人的诉讼地位
按照苏联法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实施社会干预的主体有国家管理机关、工会、国家事业单位、企业、集体农庄以及其他合作社组织、社会团体、公民等。对于这些主体该当采用何一集合概念加以表述,对此,刘家兴先生在讨论我国社会干预主体制度的构建时,曾经使用过“社会干预人”一词。本文起见于表述便利,也采用这一称谓,亦即将苏联民事诉讼法上有权实施社会干预的主体统称为社会干预人。
在苏联民事诉讼中,社会干预人属于诉讼参加人(лица, участвующие в деле)之一种。按照苏联法理的解释,诉讼参加人是指具有起诉权的诉讼主体。在苏联法中,可以行使民事起诉权的主体,不仅包括当事人,还包括实施国家干预的检察官以及实施社会干预的社会干预人。由于苏联法将起诉权的主体分为当事人、检察院和社会干预人三类,所以苏联法不将起诉权主体(诉权主体)称作当事人即原告,而是称作诉讼参加人。从法系意识论上考察,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五章沿用《试行民事诉讼法》的做法,采用苏联民事诉讼法的立法例,也将法院之外的诉讼主体统称为诉讼参加人。但是,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主体,仅限于当事人,即原告和被告。不仅如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诉讼参加人概念的适用范围上也不同于苏联法,前者的诉讼参加人包括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而后者却不包括诉讼代理人,并对诉讼代理人另章加以规定(《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五章“诉讼代理人”)。这里有必要指出,我国民事诉讼法将诉讼代理人也列为诉讼参加人的做法,在法理上质得商榷。这是因为,按照通说的解释,诉讼参加人是指当事人以及与当事人诉讼地位相同的人,他们参加诉讼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并与诉讼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与此不同,诉讼代理人是指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诉讼活动的人,其本身并不是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因此,按照通说的解释,立法上将诉讼代理人也纳为诉讼参加人是有违法理的。然反观苏联法理却自圆其说,因为诉讼参加人是指其诉讼活动能够“影响到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进行和发展,影响到整个民事诉讼的发生、变更或者终止。”而诉讼代理人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诉讼行为,只是“为了保护另一个人的利益而出庭办理案件。”所以,诉讼参加人不应当包括诉讼代理人,两者法理基础不同,在法律规定上应当加以明确区别。不仅如此,苏联法之所以采用诉讼参加人这一称谓,是因为法律明确规定起诉权主体(诉权主体)包括当事人、检察院、社会干预人,而我国民事诉讼法以诉讼参加人名义规定的诉权主体实际上仅指当事人,因此,以诉讼参加人概念指代当事人,在用词上不免有“虚抬”之感。
然这里的问题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为何要采用诉讼参加人概念来表述当事人呢?这里推测,由于《试行民事诉讼法》在起草之时,一直写有检察院起诉和社会干预人起诉之条款,所以法案起草者就沿有了苏联法的称谓,将检察院、社会干预人以及当事人这三种具有起诉权的诉讼主体统称为“诉讼参加人”,尽管后来在法案审议过程中删除了写有检察院、社会干预人提起诉讼的条款,但却保留了“诉讼参加人”这一称谓。不过在今天看来,这一立法“瑕疵”似乎又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而对于公益民事诉讼的适格原告若采用“诉讼参加人”概念加以表述,则比较适当。因为公益民事诉讼的原告与本案的判决结果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在性质上同于苏联法上仅具有起诉权的社会干预人。
如前所述,苏联法上的诉讼参加人包括当事人、检察院和社会干预人三种。本文因研究对象所限,以下主要就社会干预人与当事人之异同作一简要介绍。
第一,两者的诉讼地位之异同。苏联法规定,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стороны)是指原告(гражданский истец,истец)和被告(гражданский ответчик,ответчик)(《民事诉讼纲要》第24条,《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33条)。按照苏联通说的解释,当事人是指法院对其权利争议进行审理和解决的人,其中提起诉讼并要求保护自己权利或合法利益之人为原告,而被传唤对起诉作出答辩之人为被告。与此相对,社会干预人是指依据法律规定,为了保护第三方(实际上是指当事人)的利益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之人,也是与本案争议的诉讼标的和裁判结果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之人。就中苏民事诉讼当事人制度比较而言,在苏联民事诉讼中,并非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都是当事人,这是因为苏联法院可以根据检察长和社会干预人的申请而开始诉讼程序,所以苏联学者认为,“不能把递交诉状提出诉讼看作原告人的主要标志。”亦即社会干预人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向法院递交诉状及提起诉讼,但他们在本案诉讼中并不属于原告,当然也不属于当事人。苏联法还明确规定,在社会干预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原告并非是社会干预人本人,而应当是受其起诉所保护之人。因此,在社会干预人提起诉讼之后,法院应当将起诉情况通知受到该项起诉所保护之人,而该人在接受诉讼通知以后,应当以原告身份参加本案诉讼(《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33条二款)。与此不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公益民事诉讼起诉人,其诉讼地位同于原告,当然也属于诉讼当事人。
第二,两者的诉讼权利之异同。由于苏联法明确规定,在社会干预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原告应当是受其起诉所保护之人,因此,社会干预人和原告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有所不同。在社会干预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其享有起诉权,以及查阅案件材料、申请回避、提供证据以及参加证据审查、发表法律意见等法律上规定的诉讼权利。但是,社会干预人毕竟不是原告当事人,因而在诉讼中不得签订和解协议,当事人也不得对社会干预人提起反诉。与此相对,原告在社会干预人提起的诉讼中享有当事人应有的法定诉讼权利,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达成和解协议的权利。这里有必要交待,由于苏联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活动贯彻国家干预原则,因此在撤诉问题上也实行国家干预。就社会干预人提起的民事诉讼而言,如果社会干预人向法院提出撤诉,则原告不因社会干预人放弃诉讼而丧失要求法院继续进行实体审理的权利,即本案诉讼可以不因社会干预人撤诉而继续进行(《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42条)。反之,如果原告向法院提出撤诉及“原告放弃诉讼”(отказ истца от иска)或“放弃诉讼”(отказ от иска)的申请,那么法院则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审查,倘若认为原告的撤诉违反法律或者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及合法利益,则可以作出不予接受或不予批准的裁定(《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34条、第165条)。与苏联法有别,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公益民事诉讼的起诉人属于原告,其诉讼法上的权利义务也同于原告当事人,因而可以行使和解、撤诉等诉讼权利。通过对比不难发现,苏联法将社会干预人定位于程序意义上的原告,因而对其诉讼权利加以必要的限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将公益民事诉讼的起诉人定位于实质上的原告,因而规定其有同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如此一来会使本已复杂化的公益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可以预计,这种立法设计极有可以为公益民事诉讼立法本旨之实现造成难以想象的障害。例如,在公益民事诉讼系属于人民法院之后,受公益诉讼保护的利害关系人能否以第三人名义参与本案诉讼?而若允许以第三人名义参加诉讼,则又有可能对公益民事诉讼原告行使和解、撤诉等诉讼权利构成妨碍;然若不允许其参加本案诉讼,只准另行起诉,则又有可能使人民法院对同一问题作出矛盾判决。更加糟糕的情形是,与公益民事诉讼的确定裁判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极有可能因反对该项确定裁判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这是因为公益民事诉讼已经在制度上预计,其裁判结果与原告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而只可能与案外人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判决效扩张,或者既判力对第三人的扩张)。因此,这里从立法论上建议,我们有必要借鉴苏联法上的社会干预人理论及制度设计,将公益民事诉讼的原告定位于“程序法上的原告”,以诉讼通知方式让接受公益民事诉讼保护的受害人作为实质上原告参加诉讼,并按照这一思路完善现行公益民事诉讼制度。
第三,两者参加诉讼的方式不同。苏联法规定,原告只能以起诉方式参加诉讼。但是,社会干预人参加诉讼并非都是基于起诉,亦即可以依据法定职责申请或者应法院通知参加正在进行中的诉讼。苏联法规定,国家管理机关依据法律规定,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主动或应法院邀请参加诉讼。社会干预人不仅可以在案件审理阶段进行参加,还可以在案件执行阶段进行参加。例如,在执行移交子女判决过程中遇到争议时,执行员应当在监护机关或人民教育机关的代表参加下开展执行活动。
(三)社会干预人的适格范围
按照苏联法的规定,社会干预人应当依据法律规定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但是,苏联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社会干预人的具体范围作出明确规定。据前出苏联学者卡里斯特拉特巴在《关于俄罗斯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一文中的交待,在1964年《苏俄民事诉讼法典》修改时,曾有不少苏联学者主张,应当在法典中明确规定社会干预人的范围及其“一览表”,但立法者出于立法技术上的考虑,最后没有采纳“一鉴表”方式规定社会干预人的适格,而是交由民法等法律作出具体规定。根据汉译苏联法文献的介绍,社会干预人的适格范围如下。
(1)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苏联法规定,法定的监护机关和保护机关有责任对监护人和保护人有无正确履行其监护义务和保护义务进行监督。因此,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法定监护机关和保护机关应当依职责提起民事诉讼(《苏俄婚姻家庭法》第136条)。
在参加诉讼活动方面,《苏俄婚姻家庭法典》第65条规定,法院在审理关涉未成年人教育问题的案件时,应当邀请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定监护机关、保护机关参加案件审理。苏俄人民教育委员会曾在1946年3月8日通过的《人民教育局儿童保护监察员条例》中指出,对于法院审理的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例如子女改姓、停止收养关系、剥夺亲权、监护权争议等案件,监察员应当根据人民教育局的委托在法院发表案件处理意见。另外,苏俄最高法院全体会在1963年8月5日发布的《关于涉及教育的民事案件审判实践之决定》中指出: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教育问题的案件,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必须邀请未成年人权利的监护机关和保护机关的代表参加诉讼。不仅如此,苏俄最高法院全体会还在1973年2月21日通过的《关于法院在实际适用<苏俄婚姻家庭法典>方面发生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再一次强调,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案件,上级法院可以以一审法院没有邀请国家管理机关参加本案诉讼为理由而撤销一审判决。
(2)宣告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法律行为归于无效之案件。苏联法极为强调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民事诉讼保护,并且明确规定了实施这种保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依据。就实体法依据而言,《苏俄民法典》第49条规定,凡以违反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为目的实施的法律行为属于无效,并且将行为人依据法律行为所取得的一切利益全部作为国家收入予以追缴。具体而言,《苏俄民法典》以第58条规定,因欺骗、强迫、威胁,以及一方代理人与同相对方勾结,或者公民因迫不得已的困难情形而实施的法律行为为无效。按照苏联法理的解释,《苏俄民法典》第58条是与缔结违法契约,破坏国家计划,侵害国家利益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因此,该条第二款规定,包括损害方在内的合同主体依据法律行为从相对方取得的财产以及作为补偿所应得的财产,应当全部转为国家收入;在不能将财产以实物形式转为国家收入时,应当从其价值追缴货币。例如,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认为,社会主义组织与公民之间订立的有偿编制建设计划及预算表的契约法律行为属于无效,其理由是“完成此项工作的人,无权取得任何酬金,而契约中为完成这项工作所规定的酬金,应根据《苏俄民法典》第58条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当条文,从机关、企业和组织手中追缴出来归为国家收入。”就程序法上的依据而言,在原则性规定方面,苏联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社会干预人制度,即社会干预人可以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提起民事诉讼;在具体类型案件的社会干预人适格方面,《苏俄民法典》第58条二款规定,国家组织、合作社组织、社会团体,对于以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为目的而实施的法律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宣告无效之诉讼。
需要指出,尽管我国宪法和法律极为强调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的保护,但至今尚未就其民事诉讼保护的方式方法作出具体规定,尤其是民事实体法上没有规定相应的请求权及请求权基础。因此,借鉴苏联法上保护国家财产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做法,对于建立健全我国的相应法律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涉及作者死亡后利益保护的案件。苏联法规定,作者不论健在和死亡,其作品都具有不可侵犯性。对于此种不可侵犯性的保护,作者如果在生前指定保护人的,则由该人在作者死亡后,终身行使保护权。但是在作者于生前没有指定保护人的情形下,按照《苏俄民法典》第481条规定,则是由著作权保护机关承担保护之责。因此,对于作者死亡后发生的侵害其作品行为,著作权保护机关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以保护该作品的不可侵犯性。另外,《苏俄民法典》第499条规定,在作者死亡后,著作权保护机关为了保护作者的非财产性权利,也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恢复权利、或者禁止侵权作品的发表及传播。
(4)按照《苏联发现、发明及合理化建议条例》第143条规定,对于发现奖状、发明证书、发明专利特许证书以及合理化建议证明书,任何公民、机关团体及组织都可以向法院提出异议申请。
(5)《苏俄民事诉讼法典》在第23章“关于选民名单错误申诉案件”中规定,对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有关选民名单错误方面的决定,任何人都可以向相应选区所在地的法院提出申诉。按照苏联法理的解释,这里的“任何人”包括机关、企业和社会组织。
(6)认定公民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的案件。《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258条规定,对于认定公民因滥用酒精饮料或麻醉品而使行为能力受到限制,或者因精神病、痴呆症而丧失行为能力的案件,可以根据其家庭成员、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检察长、监护机关和保护机关以及精神病医疗机构提出的申请书进行审理。另外,《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261条规定,法院在审理认定公民行为能力受限制或者无行为能力的案件时,必须有检察长以及法定监护机关、保护机关的代表参加诉讼。
(7)国有住宅纠纷案件。城市居民住房问题在整个苏联期间都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据苏俄最高法院全体会1984年发表的数据统计,在整个民事诉讼案件中,住宅纠纷案件约占7%。为了解决住房紧张及其引起的纠纷,保护公民确实享有苏联宪法第44条规定的住宅权,苏联于1981年制定了《苏联住宅基本法》(Основы жилищного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Союза ССР и союз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据相关文献介绍,苏联城市中存在着许多几代人同堂以及数个家庭同住一套住房的现象,而为了获得住房分配利益及改善住房条件,也就引发了大量的住房纠纷,苏俄最高法院在1976年至1985年的十年间,就国有住宅纠纷案件发表了总计286件判例,其中返还住宅请求案件为68件、换房合同纠纷案件为42件、承租人家庭内部纠纷案件29件、承租人之间面积分配纠纷案件28件、居住权丧失纠纷案件27件、请求利用空置房案件7件、请求没收超面积居住房案件6件,其他案件13件。为了有效地解决国有住宅纠纷,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在1964年3月25日发布的《关于公民住宅案件的审判实践》之决定中指出,如果法院有关住宅问题的判决有可能涉及地方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国家机关、合作社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的利益时,法院必须吸收这些机关和组织的代表参加诉讼。
(8)国家管理机关(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参与民事诉讼的特别规定。在苏联法中,国家管理机关是指由苏联国家权力机关设立并服从其指令而具体执行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在苏联时期,国家管理机关分为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和地方国家管理机关,前者行使整个国家管理职责,其组成包括苏联部长会议、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中央各部委、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下辖的各个委员会及管理机关;后者在相应的行政区划范围内行使国家管理职责,其中包括劳动者代表会议即苏维埃、苏维埃常务委员会及其设立的各类管理机关。按照苏联法的规定,国家管理机关应当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向设立其的国家权力机关以及相应的上级国家管理机关负责。就国家管理机关的社会干预人适格而言,各个国家管理机关因职责关系,例如土地、财政、信贷等国家管理机关,都负有保护国家、组织及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法定义务,因此,法律规定这些机关为了履行职责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例如,《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264条规定,财政机关、地方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集体农庄,可以向法院提起认定无主财产申请。又如,该法第240条规定,对于公民拖欠国税、地方税、强制保险金、公益捐款的情形,各行政区或者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财政局以及村镇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可以向法院提出追索应缴款项的申请。
《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42条规定,国家管理机关还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主动或接受法院邀请参加诉讼,在民事诉讼中有权对案件审理发表意见,以履行其承担的法定职责。在实务中,国家管理机关通常是采用参加方式进行民事诉讼。
(9)劳动保护案件。按照苏联法的规定,工会组织依职责监督劳动法律的实施,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及其他合法利益。为此,苏联的工会组织可以通过提起或者参加民事诉讼的方式,保护工会会员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

三、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社会干预
(一)社会干预之立法构想
社会干预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事诉讼特质之一,当然为我国民事诉讼所坚持。在新中国法制初创时期的1955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出于促成各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审判案件的现实需要,以及履行向国家立法机关提供草拟程序法的立法资料之责任,专门成立了“刑民诉讼经验总结办公室”,通过收集和整理十四个大城市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在刑民案件审判程序方面的经验材料,于1957年出台了《民事案件审判程序(草稿)》。该《草稿》第1条规定:“请求保护自己权利,或者请求保护依法由他保护的人的权利,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检察院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主要民事案件,也可以提起诉讼。”从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制发达史上考察,该项规定可谓社会干预原则的雏形。不仅如此,虽然该条是采用合一形式规定了国家干预和社会干预,但在表述上将社会干预置于国家干预之前,由此突出了对社会干预的重视。另外,由于该《草稿》是在总结当时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的实际经验基础上拟定的,因此不难推断,“请求保护依法由他保护的人的权利”之起诉,抑或后述的社会干预人制度,是时已在民事审判实践中有所体现。
结束“十年动乱”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恢复时期,1982年制定的《试行民事诉讼法》是我国在这一时期的重要立法成果,也是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母法”。根据现有披露出来的立法资料显示,当时立法者的初衷是制定一部民事诉讼法而非“试行”的民事诉讼法,只是鉴于当时的国情,这部本来应当称作“民事诉讼法”的法律在正式颁布实施时被赋予了“试行”名义,由此也成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部以试行名义颁布实施的法律。
1979年8月11日,根据彭真委员长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了以高克林为组长的民事诉讼法起草小组,并于同年9月11日正式着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下称“民诉法草案”)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极为重视社会干预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贯彻和落实,以体现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社会主义特质,因此在《民诉法草案》中就社会干预原则和制度作出了专门规定。然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民诉法草案》的立法资料迄今未对外公开,这里只能根据多方收集的若干资料对之稍加整理和解读。根据《民诉法草案》第三稿的相关内容考察,社会干预原则已被写进其第二章有关“基本原则“的规定中,即社会干预原则被确定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对于侵犯国家、集体和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提起诉讼。”(《民诉法草案》第三稿第20条)。为了赋予社会干预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落实,第三稿还在第六章“诉讼参加人”中,以第六节规定了“为他人民事权益提起诉讼的人”,并就社会干预人的诉讼法上权利义务作出了具体规定。
但如后所述,《民诉法草案》有关社会干预的立法内容,虽然得到了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原则批准,但在《试行民事诉讼法》中几乎被全部删除。这是因为,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原则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的同时,又授权全国人大常委员会根据人大代表和其他方面所提出的意见对该草案进行修改,并在修改后公布试行。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在修改《民诉法草案》过程中,出于下述多般原因考虑,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修改稿》中,删除了《民诉法草案》中有关“为他人民事权益提起诉讼的人”的全部规定,只保留了《民诉法草案》中有关社会干预的原则性规定,并且还对其内容进行了全面修改,即由原先规定的“提起诉讼”改为“支持起诉”。
1982年3月8日五届人大常委员第二十二会议通过的《试行民事诉讼法》以第13条确定了我国民事诉讼的社会干预原则,即“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由《试行民事诉讼法》确定的中国式社会干预原则,为1991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现行民事诉讼法”)全般沿用,至今只字未动。
    (二)支持起诉原则的出台过程
如前所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起草者的设想,我国民事诉讼实行的社会干预并非仅限于支持起诉,而是以社会干预人可以提起和参与民事诉讼为基本内容的全面干预。因此,将全面干预缩减为支持起诉的过程,也是我国立法者对社会干预的形态以及法政策的选择过程,因此,了解这一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支持起诉原则的历史局限性和重新审视其实然性。
通说认为,在民事诉讼领域贯彻社会干预的基本精神,是旨在提倡人们关心国家、集体和他人的民事权益,同各种民事违法行为作斗争;将民事审判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因此,社会干预原则不仅反映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且体现了审判工作对人民负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诉法草案》起草小组在起草过程中也认为,规定社会干预原则及相关制度,就可以使有关机关、团体、个人为了保护其成员的权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例如,可以使妇联为了保护妇女的权益,工会为了保护工人的权益,居民委员会为了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的权益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甚至还可以使一些生产大队为了制止生产队虐待、遗弃老人等不尽扶养责任的行为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981年12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高克林在向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的书面说明》中指出:“(四)关于社会干预问题。把社会干预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私权是由当事人自由处分的,别人不能干预。在我们的国家里,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草案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对侵犯公共利益和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这一条款对于保障社会主义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将起着重要的作用。”高克林这一书面说明不仅阐明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社会干预立法的宗旨,同时也从另一方面佐证,由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所规定的社会干预,在内容上并不囿于支持起诉,而是包括社会干预人起诉和参与诉讼为内容的全面干预。
如上所述,将社会干预的立法内容减缩为支持起诉原则的做法,应当是始于1981年12月13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原则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之后。然这里的问题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为何要在1982年3月8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全面修改或者说删除了《民诉法草案》中有关社会干预的相关内容了呢?对此,起草小组成员柴发邦先生在后来中央政法干校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试行)》短训班讲座”中透露: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支持起诉而没有规定社会干预人制度的原因,是“因代人起诉制度,弊病多,容易出毛病。在起草民诉法时,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把代人起诉改为支持起诉。”根据柴先生透露出来的信息,立法者取消《民诉法草案》中有关社会干预人起诉和参与诉讼规定的原因,是因为在立法中规定社会干预人起诉制度“弊病多,容易出毛病”。但柴老在该讲座中没有对社会干预人起诉和参与诉讼究竟存在哪些“弊病”作出详细解释。不过,徐平先生却在该讲座中就其真实原因作了许些交待:立法者尚未就代人起诉的社会干预人的诉讼地位问题考虑妥当,即“如妇联对妇女受了虐待要起诉的案件,可以帮助,但没有代为起诉的义务,如果他不愿告,你硬要替他告,他又不出庭,审判也不好进行。”因此,徐平先生特别指出:“我们要在实践中去摸索,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社会干预的经验,然后才能形成更完整、具体的条文,同时也可请专家教授们去研究,研究社会干预的理论与实践,以作为将来修改民诉法条文的参考。”按照柴、徐二位先生的以上讲述,《试行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社会干预人起诉和参加诉讼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立法者对社会干预缺乏实践经验及总结,二是对于社会干预人诉讼地位的规定,在立法上存在技术障碍。但是,《试行民事诉讼法》全面删除《民诉法草案》有关社会干预规定的全部理由,仅限于此吗?如果我们重读《民诉法草案》第三稿和提交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民诉法草案》的相关内容则不难发现,对于社会干预人的起诉和参加诉讼、诉讼地位以及诉讼权利义务等内容,法案起草者并非没有作过认真考虑和设计,而是在汲取苏联法的经验上有了体系接近完备的规定,而苏联法有关社会干预制度的规定,应当是一个具有操作性的自洽体系。所以,缺乏实践经验及总结和立法上存在技术障碍,这尚不能构成《试行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社会干预人起诉和参加诉讼的全部理由。
据相关资料介绍,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原则批准《民诉法草案》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便根据授权开始了《民诉法草案》的修改工作,且于很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修改稿》(下称“修改稿”)。1982年1月5日和8日,张友渔先生就《修改稿》的进展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作了说明,其中专门就删除《民诉法草案》中有关社会干预人起诉及参与诉讼的规定提出了三条理由:第一,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可以对损害国家、集体和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干预,但可以采取批评、劝告、揭发、检举等方式,不宜作为原告代为起诉。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以原告名义代人起诉并进行诉讼的情形非常少见,而民事诉讼法即使对社会干预人起诉作出规定,这样的规定也只能是“具文”,并无实际效果。第二,公民个人有权处理自己的民事权益,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不能违反公民本人的意志代为处理。因此,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不能代为起诉。第三,损害国家、集体和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如果构成刑事犯罪,应当由检察机关提出公诉,因此也不需要由其他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起诉。另外,高克林先生在1982年2月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修改稿》所作的说明中指出:关于社会干预,《修改稿》只规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可以支持起诉。而对于除此之外的干预,我们过去虽有过实践,但出了不少“毛病”,所以需要再作慎重考虑。同时,《修改稿》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它使合理的社会干预已经得以制度化、法律化了。
综上所述理由,《民诉法草案》、《修改稿》、《试行民事诉讼法》的起草者以及立法者们在《试行民事诉讼法》中全面删除了《民诉法草案》有关社会干预人起诉及参加诉讼之规定,但在删除之后又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我国民事诉讼法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质的法律,它必须对体现这种特质的社会干预主义有所规定。为此,《修改稿》仅在“基本原则”部分保留了了社会干预原则,同时又结合国情对其内容进行了全面修改,将原有的社会干预人起诉规定改为支持起诉,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民事诉讼特色的社会干预原则。
(三)支持起诉原则及其适用要件
如上所述,支持起诉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苏联法上社会干预主义的本土化。关于支持起诉原则的概念,通说认为,支持起诉原则(又称社会干预),是指为了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个人的民事权益,发挥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与民事违法行为作斗争的积极作用,民事诉讼法赋予他们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利。
关于支持起诉的构成要件,按照通说的解释整理如下:第一,支持起诉者是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其支持他人起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个人的民事权益;被支持起诉者是指权利及合法利益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实质上是指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第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必须是侵权行为。对于普通民事权益争议,受损害者是否起诉,由其自行决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没有必要介入。第三,支持起诉人只有权帮助受损害的单位和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不能代替被支持起诉人行使诉权,这是因为支持起诉人不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诉权。
关于支持起诉的方式,通说认为,支持起诉人应当本着“有助于增强被支持起人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有助于人民法院依法办案”的“两助”态度开展支持起诉活动,其具体方式有三:一是鼓励和动员当事人运用司法手段维护民事权益。支持起诉人通过向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宣传社会主义法制的方式,提高其法制意识,解消其起诉顾虑,动员其积极运用法律及诉讼方式维护民事权益。这个意义上的支持起诉在性质上属于道义上的支持。二是给予被支持起诉人一定物质方面的支持,减少其因进行诉讼活动所造成的误工损失及其他损失。这种经济上的支持类似于今天的法律援助。三是支持起诉人通过主动向人民法院介绍案情,积极配合人民法院对于本案的调查活动、证据收集活动的方式,对人民法院办案活动进行支持,转而成为对被支持起诉人的诉讼活动之支持。
为了防止滥用支持起诉现象的发生,《民诉法草案》的起草者们指出,在认识上和实践上不能将社会干预与非法干涉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情形相混淆。社会干预人支持起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和他人的民事权益。例如,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企业、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等组织,是为了保护其所属成员的民事权益而支持受损害单位和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而对于该案究竟该当如何处理,则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判,任何组织和人个都不得非法进行干涉。同时还认为,那种通过不正当手段,对人民法院施加压力,企图左右案件裁判的做法,是一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应当对那些借口社会干预而搬弄是非,挑词架讼,从中渔利的人依法进行制裁。

四、社会干预的法理转型及新功能
(一)对支持起诉原则存废论的整理及评述
自《试行民事诉讼法》确定支持起诉原则以后,我国学者结合其实践运用情况,对之去留问题展开了研究。归纳而言,相关观点可以为分两类:完善论和否定论。
完善论者主张,支持起诉是社会主义民事诉讼的优越性体现,是对社会干预精神的一定程度反映,但立法规定过于原则,不适应审判实践的需要,因此应当完善有关支持诉讼人、支持诉讼的适用范围、方式等方面的规定,以发挥支持起诉的实效。完善论的代表有陈彬、覃东明,俩人合作发表的论文《关于建立我国支持起诉制度的构想》,是我国学界第一篇全面探讨支持起诉制度体系化的学术论文。
否定论者就取消支持起诉原则提出的理由如下:第一,不应当将支持起诉列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因为按照通说对“诉讼基本原则”概念的解释,只有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法过程的指导性规则才属于诉讼基本原则,而支持起诉的时空适用范围仅限于起诉阶段;第二,支持起诉原则的法理依据与现代民事诉讼基本理念冲突,甚至有挑讼之嫌;第三,支持起诉原则的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具体操作规范缺位,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范例也极少;第四,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及其他民事权益救济不断完善,支持起诉的原有功能已被替代,继续保留已无实际意义。
但是在取消支持起诉的方式方法上,否定论者中存有争议。蒋/梁文主张无条件的全面取消;而何文则主张附条件的取消,亦即若要保留支持起诉,则应当将此规定在起诉和受理阶段。另外,陈/伍文主张,应当废止支持起诉原则,合理地恢复社会干预制度,并将支持起诉吸收在新型的社会干预制度之中,亦即相应于我国民事诉讼之实际,对社会干预制度进行转型,以期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综上所述,完善论和否定论皆认为支持起诉原则是对社会主义民事诉讼的特质反映,但鉴于其仅是苏联民事诉讼法上社会干预规定中国式“压缩版”,在实践中不能有效发挥社会干预制度的原有功能,因而又分别从完善和取消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完善论拟通过支持起诉制度的体系化建设发挥其实践意义,但此种设想并未得到立法化,且实践证明,支持起诉几乎已被搁置。否定论则针对支持起诉的局限性和被实践搁置这一现实,或主张取消或主张转型。然而如下所述,对民事诉讼进行社会干预有其法理上和现实上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应当在重新认识其制度性意义的基础上,结合现实国情及社会发展需要,对之进行法理转型和制度创新。
(二)支持起诉原则的法理及制度转型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支持起诉原则之法理基础来源于苏联法的社会干预理论,亦即对列宁有关社会主义国家民法性质理论的延伸及落实。毋须讳言,列宁主义指导下的苏维埃民法性质论有其历史局限性,在相当程度上或者已经不完全适应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保障之要求。由于在现实国情及法治背景下,公法和私法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对两者的性质加以适当区分既是完备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需要,也是科学建设和发展各部门法学的需要,甚至可以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得区分并真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因之,我们不能将苏维埃民法性质论再奉为当下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之性质论的惟一准则,如是,也就不应当墨守苏联社会干预法理为我国民事诉讼社会干预法理及支持起诉原则的惟一法理基础。这里称之为“去苏联法理化”,另在下节中试述我国民事诉讼社会干预法理及支持起诉原则的转型问题。
需要指出,“去苏联法理化”以及理论转型并不意味着在立论法上要求在民事诉讼中取消社会干预以及支持起诉制度。相反,本文将从立法论上极力主张,我国应当以民法典编纂为契机,认真研读和参考《苏俄民法典》中有关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共利益的保护之条文,在我国民法典中赋予相关法定机关、团体乃至公民个人以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共利益之职责、义务以及请求权的基础及内容(即,以实体法规定当事人适格和权利主张的内容[诉讼请求]);与此同时,我国民事诉讼法也应当以苏联民事诉讼法上有关社会干预人起诉及参加诉讼的规定为参考,建立健全通过民事诉讼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共利益的相关制度及规定。
在现行实定法环境下,我国民事诉讼在预防和制止侵害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的违法行为方面,几乎难有作为。以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浙江首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案”为例,对于此起被告们恶意串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虽然浦江县人民法院以判决支持了检察院的确认房地产拍卖行为无效之诉讼请求,国有财产(浦江县良种场土地)也得到了应有保护,但是就本案涉及的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诉的正当性及合法性问题,却在实务界和学界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热议。然对于相同案例,在苏联法上则不会引发相同的热议。例如,前苏联某校长因学校停办而将校产低价出售给自己的妻子以及该校的工作人员,对此,按照苏联法的规定,该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和检察长为了防止国有财产流失,都有权向法院提起确认校长出售校产行为无效之民事诉讼。那么,同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以及公共利益不受侵害,为何苏联民事诉讼游刃有余,而我国民事诉讼却难有作为呢?这是因为,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支持起诉原则是对苏联法上社会干预主义的本土化,但两者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差异甚大。第一,苏联法规定社会干预人有起诉和参与诉讼的权利及职责;而我国民事诉讼法既没有规定社会干预人起诉权,也没有规定支持起诉属于一种法定职责,因此对于侵害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及公共利益的现象,有资格支持起诉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可以本着“多一事”或者“少一事”的态度应对。第二,苏联法规定社会干预人的范围包括公民个人,以此强调任何人都有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公共利益不受侵害之责任,而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公民不具有支持起诉的权利。第三,尽管我国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等法律都明确规定社会主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我国民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没有对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的职责主体及义务、请求权的基础及内容,以及当事人适格、诉讼请求等法治保障作出明确规定。与此相反,苏联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上却对此有着体系化的明确规定。
通过上述中苏两国立法比较不难结论,我国在移植苏联法社会干预制度过程中,因缺乏体系上的完整性,致使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公共利益在受到侵害时,难以通过民事诉讼实现司法保障,甚至连本土化的支持起诉原则也因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而处于搁置状态,但实践中却对社会干预的完善和实用有着迫切需求。因此,重新认识社会干预制度的法理及其实践意义,促成支持起诉原则的转型,对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不仅有着理论上的必要性,而且还有着十分重要和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三)新社会干预法理及制度建设的立法论
传统的社会干预法理建立在苏维埃民法性质论的基础上,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需要,但苏联民事诉讼法上的社会干预制度之设计,对于建设健全我国民事诉讼法上以保护国有财产、集体财产、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社会干预人制度,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就社会干预法理的转型而言,这里推奉以新型的社会管理参与权作为民事诉讼社会干预法理的依据。与此相应,这里也建议将社会干预这一传统概念改称为“社会参与诉讼”,以避免“干预”一词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国家干涉主义色彩。关于社会管理参与权的权源,这里以为,按照现行宪法第2条第3款“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规定,这其中“管理社会事务“的表述应当包括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以及利用民事诉讼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寓义。另外,之所以将人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限称作社会管理参与权,这是因为同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于此意义上说,人民参与社会管理既是一项宪法意义上的基本权利,也是宪法赋予人民的一项神圣权力。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今天,再次强调社会管理参与权的功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一重要论述意味着“公众参与”已经成为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的重要元素。因此,赋予公众社会管理参与权不仅是对宪法规定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回应和落实,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保障。在推奉社会管理参与权对促进社会管理体系建设的现实意义的同时,也必须强调,法治保障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又一重要因素。就法治保障对社会管理参与权的作用而言,它是公众得以参与社会管理的前提条件,抑或公众只有在法治框架下才能够实现参与社会管理的有序性和正当性(合法性)。
    社会管理参与权的内容是广泛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而利用民事诉讼保护国有财产、集体财产和公共利益不受侵害,只是其中的内容和途径之一。需要指出,通过民事诉讼发挥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创新社会管理体系,也为我国民事诉讼立法者所推奉和肯定。就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5条而言,法案起草者认为,建立公益民事诉讼的意义之一,就是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有效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促进社会进步。不过,法案起草者今尚未就公益民事诉讼原告的起诉权之权源作出说明,学界对此也鲜有论述。这里以为,关于公益民事诉讼以及社会干预人的起诉权权源讨论之意义,就如同讨论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检察监督权)之于法院、检察院的权源意义一样。因此,我们仅从功能和制度设计上讨论公益民事诉讼以及社会干预人或社会参与诉讼的意义,而避谈其权源及法理依据,将难以为公益民事诉讼以及社会干预人或社会参与诉讼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出于夯实社会参与诉讼的法理基础之目的,这里从立法论主张,应当以社会管理参与权这一由宪法和法政策演化而来的概念作为我国民事诉讼实施社会干预的权源,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参与诉讼制度。关于建设社会参与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前述中已有交待。即,运用民事诉讼方式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共利益不受违法行为的侵害。而关于社会参与诉讼的具体制度建设问题,这里从立法论上提出如下建言。
    第一,对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5条进行修改,以社会管理参与权为法理依据,将支持起诉原则改为社会参与诉讼原则,恢复社会干预的原有功能。建议条文:对于侵害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机关、组织和团体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任何个人和组织对于侵害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都有权向人民检察院以及依法可以提起诉讼的机关、组织和团体提出起诉建议。
第二,对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4条进行补充,增加“人民检察院对于侵害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有权提起诉讼。”
第三,在民法典编纂中,参考《苏俄民法典》及其他国家民法典中有关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共利益的条文,增加有关承担保护职责的主体、请求权基础及范围,民事诉讼保护方式之明确规定,以为人民法院审判侵害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案件提供裁判规范,以为人民检察院、法定承担保护职责的主体提起民事诉讼提供实体法上依据。
第四、对于社会参与诉讼在整体上从两个方面加以规定。一是关于社会参与诉讼人提起诉讼的规定,二是关于社会参与诉讼人参加诉讼活动的规定。对于社会参与诉讼人提起诉讼的情形,立法上还应当考虑是采用程序意义上的原告适格理论,还是采用实体意义上的原告适格理论。
第五,关于社会参与诉讼的社会参与诉讼人的适格、诉讼标的、主张责任与证明责任、判决效力等诉讼实体问题,以及管辖、立案与受理、诉讼要件、诉讼行为、一审程序和上诉审程序的构成要件等诉讼程序问题,都应当在立法上加以特别考虑和明确规定。
    需要指出,关于社会参与诉讼制度的具体设计方面,涉及到民事诉讼理论及制度的全般,这里的立法论上建言,仅出于抛砖引玉之意。

结语
本文以为,我国民事诉讼领域由来于苏联法的社会干预及支持起诉原则,尽管在法理上面临转型的必要性,但是在制度设计和功能定位上,不应因苏联法的“过气”而拒绝参考之。因此,从法系意识论上而言,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和借鉴苏联法的经验,科学地建设以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社会参与诉讼制度;另一方面也不能对苏联法简单地盲从和照搬,而是要立足于国情和社会发展之现实,通过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构建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参与诉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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